中国文明正如孕育它的黄河与长江，波澜壮阔，绵延不绝。溯源而上，它的上游却茫昧不清。 三皇五帝夏商周，这是传统的古史框架。殷墟的发现证实了商代历史的可信，然而在此之前的三皇五帝乃至夏朝，却招致不少质疑。 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学发展，极大推进了我们对早期中国文明的认识。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是否独立起源、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中国文明何以延续至今等等问题，都可以得到更合理的答案。 正名：何谓中国文明 1995年，巫鸿先生的《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一书在美国出版，反响强烈，有赞誉，也有批评。 贝格利先生是批评者之一。他数落了巫鸿的一些罪状，其中就包括：现在中国版图内的早期艺术，都是“中国”的么？四川的三星堆文化先民，他们说汉语么？江浙的良渚文化先民，他们说汉语么？他们能算是“中国人”吗？ 在贝格利参与撰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中，他对中国学者习称的“中国文明”多有指责：古代中国的研究长期被“中国文明”这个未能很好定义且立足于后世想象的概念所扭曲。 正值科索沃事件爆发，李零先生撰文声援《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还将这一事件比作“学术科索沃”，意在批评某些西方学者的“学术霸权”。 霸权主义是大帽子，西方学者肯定不乐意承受。 民族主义也是顶大帽子，“中国文明”“夏朝”“中华上下五千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等，往往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中国学者也不乐意承受。 究竟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是永恒的么？这是近年的热点话题。韩建业先生《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便直接受到“学术科索沃”的启发，李零、葛兆光、许宏、何驽、李新伟等先生也围绕何为“中国”展开了探讨。 “中国”的概念是不断发展的，它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也有不变之处。 如果将“中国”理解为现今国土范围内的空间概念，“中国文明”的说法无可厚非，不过是为了指称方便罢了。 当然它还有进一步的合理性：一者立足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现今的中国文明与四五千年前的文明序幕的确有血脉的关联；二者立足于中国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一体，若不置诸广阔的空间背景，就无法理解中国文明的演进历程。 苏秉琦先生将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张光直先生曾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李新伟先生强调“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六大区系间的“相互作用”与“远距离交流”，正是“中国文明”产生的重要背景。 “中国”“华夏”“诸夏”之类的观念，虽有族群认同、地域认同，但更多的是文化认同。“中国文明”的成立，即建立于这一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 中国文明的一些特质，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确立。其中“礼”至为关键。 钱穆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话：“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礼”是什么？它很抽象，它流淌于中国文明的血脉之中；它也很具体，具体到青铜器、玉器等实物之上。 中国的“礼”通常被翻译作ritual，但二者很难对等。“礼”跟今天所说的礼仪、礼貌不是一回事，与风俗习惯也不是一回事。它贯彻于礼制，渗透于礼典，它与宗教息息相关，又参与了政治权力的实践。 “礼”的核心是等级，它是社会复杂化的结果。礼不下庶人，它与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 这样的“礼”，有人希望继承发扬，有人斥作“吃人的礼教”。无论如何，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 卜工、陈剩勇等先生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是“礼”，它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萌生，确立了中国文明的基调。 汉儒何休有云：“中国者，礼义之国也。”在古人心目中，“礼”是野蛮与文明的分野、四夷与华夏的分野。 古书说舜出自东夷，禹出自西羌，周文王出自西夷，孔子“欲居九夷”，不管是否所谓“蛮夷”，只要接受“礼”，便可纳入“中国”。此所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语），四夷皆可为“诸夏”，皆可为“中国”。 至迟在距今4300年的“龙山时代”，中国境内不同族群和文化间的交融加剧，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已然确立。诸如牙璋、青铜礼器等反映精神文化的器物广泛分布于大江南北，可以看出中国境内诸文化同质性的加强。 “中国”不在于血统，不在于地域，更多地在于文化传统。中国文明强大的向心力和向外辐射的影响力，均要在此基础上加以理解。 自源：中国文明的原生性 中国文明究竟是土生土长，还是自外输入的呢？ 在古代，这肯定不是问题。向来都是“中国”辐射周边，哪有“华夏”是舶来品的道理？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向外扩散，中国文明西来说逐步登上历史舞台。19世纪末，英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黄帝是从古巴比伦迁来的。此外，还有人认为华夏始祖从埃及来的、印度来的、中亚来的，不一而足。 当时，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心空前薄弱，因而对西来说深信不疑。西来说也在暗示：中国文明落后于西方，由来已久。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发掘的序幕。他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的彩陶纹饰相似，于是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自西传入的假说。 当时疑古运动极大冲击了传统的古史观念，“三皇五帝”不再被当作信史，不少学者开始乞灵于考古学。安特生的考古发现，似乎为西来说找到了实证。 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是中国学者独立开展考古工作的标志，自此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独立发生、发展的脉络愈益清晰。通过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彩陶传播路径的研究，学者发现所谓的“彩陶之路”确实存在，只不过彩陶是自东向西传播，而非过去认为的自西向东。 在学术界，西来说成为明日黄花。 但在所谓的“民科”圈子中，西来说仍颇有市场。如有些人认为三皇五帝实际上都是古埃及的某某法老；有人认为周朝是犹太人建立的，因为Jew（犹太人）的发音类似于“周”（实际上“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发音与英文单词Jew相差甚远）；还有人称，据他对《山海经》的研究，中国文明就是西来的…… 先秦史是“民科”的重灾区，首当其冲的是甲骨文、《周易》和《山海经》。 中国文明为什么不是西来的？这里要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三个概念说起。 人类“走出非洲”说是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走出非洲”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人科动物走出非洲，二是现代人的祖先走出非洲。目前的线索表明，人科动物起源于非洲，他们不止一次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但只有十多万年前的智人笑到最后。 尽管一些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者仍从化石角度坚持东亚人种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已经从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分别证实全球现代人的母系和父系均根植于十多万年前的非洲大陆，我们都是智人的后代。尽管现代人身上也混入了一些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远古人类的基因，但是微乎其微。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北京人、元谋人等等，都是已经灭绝了的远古生物。 大约两三万年前，智人的一支进入现在的中国境内，我们所说的56个民族，基本都是他们的后代。 中国人的祖先的确是外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与文明也是外来的。 广义而言，“文化”包括人类的一切物质和精神创造。因而自有“人”开始，便有了文化。但新石器时代之前的人类活动，可圈可点之处甚少。 一万多年前，“末次冰期”结束，温暖的间冰期到来，揭启了新石器时代的序幕。真正有识别度、确立人类文化基调的“文化”，是在此时开始发生的。 西亚的先民开始培植小麦，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分别开始种植小米（粟）和水稻，是为“农业革命”。更丰富的食物刺激了生产力的进步，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转变，陶器成为人们的重要用具，定居生活趋于普遍。 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例，上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兴隆沟文化、后李文化、彭头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逐步登上历史舞台。这些“文化”，都是自主发生的，它们是中国文明的基础。 什么是“文明（civilization）”？不少人倾向于用西方学者的三要素（文字、青铜器、城市）来界定，“1+1+1=3”才是文明。 美洲文明缺乏铜器，印加文明甚至没有文字，但没有人否定它们是文明。早期欧洲的很多地方虽然使用铜器、铁器，但迟迟未进入文明社会。 一般认为，印加文明没有成体系的文字。图为印加文明的马丘比丘遗址 如果一个社会已经产生国家，那么谁也不会否认它已经迈过文明的门槛。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形态，社会复杂化是它的重要表现。 大约在5800年前，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已经开始了社会复杂化的先声，阶级分化愈加明显。而在5300年前崛起的良渚文化，则被视作“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良渚古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有40到60米厚。良渚古城、“土筑金字塔”莫角山（上有宫殿基址）以及周边的水坝，堆筑土方量约为1200万立方米。据推测，完成这样的工程，至少需要1000人连续工作十年。没有相应的社会调动能力，这是难以想象的。 良渚文化的墓葬、居址、聚落都反映出严格的等级区分，俨然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鼎、豆、壶、璧、钺、琮等礼器，都见于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重要特质“礼”，或已出现。 在20年前，良渚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尚有争议。而随着良渚古城以及周边水利工程的发现，良渚文化属于“文明”已经没有什么疑义。 良渚文化的发生，根植于上山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它是本土发生的文明。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左右消亡，但它的一些文明要素，在夏商周三代文明中时有闪现，它融入了中国文明的肌体。 据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的说法，世界独立发展的文明主要有六支，分别是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中美洲和安第斯。是为六大原生文明，中国文明是其中之一。 中国文明自主发生，但并不意味着它在发展进程中没有与外界进行交流。远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中国文明便与西亚、中亚有着间接的接触。小麦、黄牛、绵羊、山羊、马、战车、青铜冶炼技术等逐步传入中国，为中国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些外来因素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中国文明的创造者生于斯、长于斯，与今天的中国人血脉相连。中国文明的产生也不是建立在冶金术、小麦、战车等基础之上的，它们主要是“龙山时代”之后传入的，中国文明在此之前便已确立基本框架。它们传入之后，也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性质。 金属冶炼技术是当时的高端技术，它是否外来尚存争议。但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的祖先在掌握冶金术之后，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与提高，块范法和失蜡法的高超运用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中国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兵器，实用工具比例很小。原先用陶器制造的鼎、豆、壶等礼器，换成了青铜质地，但它们“礼”的内涵没变，中国文明并没有因此丧失了自身的特质。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学习是很正常的事，人类的发展历史，本身是技术和物种交流的历史。我们不能因为冶金术不是最早出现于古埃及，便否定古埃及文明的原生性；战车是舶来品，但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先民同样没有发明权。 人类文明是多元的，早晚、优劣之争并无必要，由此生发的过度自尊或自卑更无必要。 源远：中国文明的诞生 在传统的观念中，中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所谓的四裔，都曾经是蛮荒之地。 越国虽在战国时期武力显赫，但越人断发文身，在中原人士眼中并不开化，或者说是没有“礼”的。若非考古发掘，谁能想到四五千年前的长江下游是极为耀眼的文明重镇。 长江中游被视作南蛮之地，但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都曾独树一帜。 在考古发现面前，过去的中原中心说受到极大冲击。苏秉琦先生曾提出“满天星斗”说。中国文明诞生的前夜，的确星空璀璨。 长江下游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最为典型。在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铺垫下，良渚文化强势崛起，并且向外扩张。按许宏先生的话说，良渚文化成为当时最亮的一颗星。 在此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群、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等也发展迅速。 有人说良渚文化消亡了，它与中国文明便没有关系。实际上，良渚文化衰亡之后，当地并非陷入文化断层，近年来确认的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可以说是它的后续。更何况，良渚文化的鼎豆壶礼器组合、玉琮等玉器、神人兽面纹等等文化因素都对后来的中国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距今4300年是个转折点。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等文化都进入尾声，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文化、甘青的齐家文化、江汉的石家河文化、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等崛起，“龙山时代”呼之欲出。 “龙山时代”之际，多元一体的进程加剧，人群流动空前活跃，中国文明面临新的整合与飞跃。 历史的聚光灯，从浙江良渚转到了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 古书记载，此地是“五帝”之一帝尧的都城平阳。陶寺发现有约280万平方米的城址、成组的乐礼器、有朱书文字的陶片、天文观象台以及少数铜器。更为重要的是，陶寺文化与良渚文化一样有着鲜明的社会分化。 不少人认为，陶寺就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 也有学者主张它与夏朝有关，陶寺所在的晋南盆地正是文献中的“夏墟”所在。 陶寺的崛起，似乎不是本地文化的自然演进。陶寺文化的早期出现了许多来自周边的文化因素，其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东方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 陶寺的衰落也是非正常的事件。自中期开始，陶寺文化似乎改头换面，涌现了大量来自北面的文化因素。到了晚期，陶寺的外来人口剧增，早中期的大墓被有意识地破坏。 有人因此猜想，《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尧晚年为舜所囚可能是历史事实。 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传说中的尧、舜虽然活跃于晋南，但有一些线索暗示他们来自东方。倒是代虞而兴的夏禹，似乎有西北羌戎的背景，“禹生自西羌”之类的说法在古书中不胜枚举。 陶寺的北边，是近年发现的石峁古城。它位于陕北神木，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规模空前。与更早的良渚古城、同时期的陶寺古城不同的是，它是石头堆筑的，而非通过夯土筑成。
神木石峁古城，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 石峁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关系密切，它们所分布的地带，正是后人眼中的羌戎之地。 陶寺考古队队长何驽先生认为，陶寺晚期已成为附属于石峁权力中心的殖民地。 距今4000年左右也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气候波动剧烈，水旱失调，很可能是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这是传说中夏朝建立的时间点；这也是以石峁为代表的北方势力大举南压的时间点。 我们不妨有更多的联想。 大约在距今3800年左右，石峁、陶寺都淡出历史舞台，“龙山时代”宣告终结。经过新砦期文化的酝酿，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横空出世。 陶寺虽然有王都气象，但考古学所观察到的势力范围暂且局限于晋南盆地。而二里头却不局限于伊洛流域，它的势力范围空前扩大，被视作真正的广域王权国家。 李旻先生将龙山社会分为高地和低地两部分。二里头文化身上流淌着高地龙山社会（包括陶寺、石峁、齐家）的血液，也融入了东部低地龙山社会的文化。多元一体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 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或部分属于夏文化，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斟鄩。但从时间上讲，如果二里头文化与夏有关，也只能是“少康中兴”之后的夏。 良渚文化、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范围（据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第11期） 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称二里头为“最早的中国”，何驽先生认为陶寺才是“最早的中国”。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中国文明”震撼人心的史诗序章。 有的人质疑“中华上下五千年”，有的人则抹煞殷墟之前的中国历史。虽然我们发现了殷墟之前的文明线索，但由于缺乏像甲骨文这样自明身份的直接文字材料，我们仍难以书写详细的早期历史。值得欣慰的是，从良渚到到陶寺到二里头，中国文明的早期图景确乎愈益清晰了。 流长：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以其连续性著称于世。近年来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所谓的“世界六大文明”，就是前面提到的六大原生文明。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数千年来有着一贯的发展脉络。即便是没有受过古文字训练的现代中国人，也能通过字形猜出一些甲骨文、金文。而古印度哈拉巴文明的文字至今无从破译，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若非罗塞塔石碑、贝希斯敦铭文这样的材料被发现，可能仍无法解读。 之所以如此，因为文明的承载者——人变了。埃及和两河流域，如今是阿拉伯人的天下，语言、文字、宗教早已改天换地。至于年代相当于中国“龙山时代”的哈拉巴文明，则因为某种原因消亡，现在的印度文明是后来者雅利安人创造的。 中国文明何以能历数千年而延续至今呢？ 饶宗颐先生曾指出这与汉字的特点有关。欧洲的拼音文字迁就语言，随着语言的分化、方言的出现，便产生了不同的文字系统。而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虽然中国境内方音各异，现代汉语与上古汉语的语音也相差甚远，但汉字却拉近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中国人的距离。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经典通过文字传承，民族精神通过文字延续。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中国文明的一大主干。而儒家，正是三代大传统的主要继承者。 汉字至迟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但甲骨文不过是商人的占卜记录，由于刻在龟甲、兽骨上，才得以保存至今。李学勤、裘锡圭等古文字学家都已经指出，商代的主要书写载体应该是竹简。而简册易朽，难以保存下来。 甲骨文以形声字为主，已然是很成熟的文字体系。很难想象，汉字一生下来就是白胡子老爷爷。 良渚、陶寺、二里头等遗址也发现了不少刻划符号，有的可以成句连读。这些符号见诸陶器、玉器等器物，也是出于载体的特殊性而偶然存留至今的。它们很零散，也很难释读，但至少提示我们，中国有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进一步上溯。 有的文明覆灭之后，原来的人可能还在，但文化上却被征服者彻底同化。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征服与被征服，中国文明却没有因此而断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