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战争文学的八股气

史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而韩昌黎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我以为就是其“惟陈言之务去”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

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我们的战争文学至今还处于某种固定的创作模式的禁锢、束缚之中。而战争文学的出路正在于：惟八股之务去。这里所谓破除战争文学的八股，至少包括更新文学观念、改造艺术手法和调整创作队伍这样一些内容。

我们的当代战争文学，一般流于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叙述战役始末为己任，特别注意故事和情节，而不注重或不善于在作品的人物、语言、文体诸方面多下功夫，使之带有作者本人的独特风格，不少作品像那种加上了太多虚构成分的平庸回忆录；另一种是虽然注意到了人物形象的刻画，但却是从意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来刻画的，这样得到的形象都是类型化、脸谱化了的，毫无新鲜、生动可言：敌方将卒都是凶残暴戾、色厉内荏，作战则蠢笨有加，不堪一击，我军官兵都是无私无欲，只为争取不到主攻任务、为不能流血牺牲而苦恼，打起仗来，更是大智大勇，无坚不摧。

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修养与艺术气质，作家不可能把战争当做一种文化、一种艺术来表现；由于对战争本质的认识仅是停留在一般宣传的意义上，作家对战争的表现，也就只能处在一个较为粗浅的层次上；由于没有历史家的识见，作家在写昨天的战争时，只能从政治家已经总结出的观念出发；由于仅以亲身参与战争者的身份写作，作家几乎只能从单一的角度表现战争；由于醉心于表现某一次特定的战斗，作家不可能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诗绝唱；由于缺乏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的必要兴趣，作家笔下的人物只可能是扁平、单调、乏味，今人生厌的。一言以蔽之：由于作家在生活、思想、文化、技巧等方面的修养不够，战争文学不可避免地陷入可悲，可怜和可笑的八股样式中而不能自拔。

战争文学是文学。那么，何谓“文学”？文学应当是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生活，表达学者思想感情的艺术。首先，它所用材料是语言。语言是思想的工具，也是文学的武器，它是介于事件同精神之间的媒介体。它既能表现意内之象，又能表达言外之意。文学的别名就是语言的艺术。其次，它的手段是塑造形象。作者通过其形式冲动和素材冲动的实现，塑造出生动的形象，从而给人以感性的喜悦和理性的满足。而战争文学是反映战争生活的。战争据说是文学作品的三大“永恒主题”之一（另外两个是“死亡”和“爱情”）。战争是人类疯狂时的行为。同战争相比，日常生活难免黯然失色。但是战争却总与和平相交织——在战争这幅壮阔的图景中，人生的种种节目一样不少地搬演着。战争与和平的反差，使得战争文学总能迸发出耀眼的光辉。再之，它必须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能给人一种享受、一种满足、一种陶冶。但艺术是不具备直接实用价值的精神产品。它不能使人免于冻馁。它既不能使国家兴盛，也不能使民族衰亡。所以，对文学提出的一切非艺术的要求，除了危害文学之外，于国计民生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文学是人学，或者更确切些说，文学是人的感情学、人的心灵学、人的命运学、人的关系学……军人不是机器和工具，好的战争文学必须是把军人当做人来写的。应当承认，战争文学中最感动人、最能引起广泛共鸣、最富于生命力的，便是那些人道主义的内容。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也只有在这种解放中才能使自身得到彻底解放。共产主义者总是把自己同全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前辈们在战争年代有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传统。在最严酷的一瞬，或有最温存的一举。惟其如此，才显得人道之为人道。

文学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种技术，因此创作是不能传授的。当年曹丕就曾说过“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话。尽管创作不能如做工、种田等技艺一样，由一人直接传授给另一人，还是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学会了创作。这种学习，当如王国维所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历三种之境界。第一境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说首先必须有一种创造的渴求，并置身于艺术氛围之中，如陆机所谓“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由欣赏而认同，由心慕而手追，遂有习作问世，当然多非成功之作，如此者再三，忽有一日便会心血来潮，原本潜伏着的艺术感觉得以觉醒。这时，人对艺术觉得有会于心，似乎萌发出一种真正的知解力和创造力。一个作家，如果亲身有过渐悟的历炼，也有过顿悟的体验，他就有希望成为大作家。由此可见那种不反求诸己而总指望别人来提高他的创作能力的想法，是多么荒唐！

承认战争文学陷入八股是一回事。能否脱离这八股风气则是另一回事了。“八股”也者，乃是对于公式化的蔑称。我们所以身陷八股而不自觉，主要是我们僵化的思维定势使然。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统一在一种固定的模式之中。八股是一种本本主义，它同现实生活是格格不入的。作家们原本是不愿意写八股文的，但习惯势力如此，只有八股才能通得过，才不犯错误。于是，作家只得用八股的眼光看生活，渐渐地，他把生活看走了形，还自以为是剔掉了现象，抓住了本质。钱钟书先生说过：“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作为单个的作家，若非大手笔，他在八股风气里是无能为力的。现在，八股之风亟待破除，不少人都在努力。但某些特别习惯于做八股文的作家是不可能一下子抛掉往日做派的，无论主观上如何想革新，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八股气十足。

战争八股的形成，不仅是观念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创作中的模仿多、创造少，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从事战争文学创作的作家，是因不同的历史机缘走上创作道路的。有的本来文化水准较低、艺术修养较差，事实上也未必适合创作，但却硬要创作，当然就不得不从模仿开始。对于初学者来说，模仿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模仿成为积习，以致使本来或多或少还有一点的创造能力完全丧失殆尽，最后只能靠模仿过日子。过去，我们在创作指导方针上的许多“左”的清规戒律，使一些战争八股的根苗——丧失了主体性创造意识的作家，找到了八股温床。那种大轰大嗡、蜂拥而上地制造平庸、雷同之作的风气则是八股气候。有根苗、有土壤、有合适的气候，战争文学八股的生成，还不是自然而然的吗？艺术是创造者的事业，而不是仿造者的事业。王羲之向有“书圣”之称，其书有“神理”，一旦凝成为“法”，传至七世孙智永则虽“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模仿要命，最要命的是向同种，同类的模仿和自我模仿。这样的模仿如同近亲繁殖，惟一可能的结果就是种的退化。

八股的造成是不是亦同作家想象力的贫弱有关？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有人称作家是白日梦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有道理的。现代心理生理学研究表明，任何人睡眠时都会做梦，只不过我们醒来后对大多数梦想不起或者记不住罢了。做梦和艺术创造确实有一些相通之处，例如联想、变形、领会，神游、幻化等等。我们设想，如果一个作家在清醒的时候，就能够“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脑海中的形象如梦中一样奇妙地自由驰骋，那么，他一定会写出奇丽缤纷的作品。

百花齐放是不产生八股的保证。可是，对“百花”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一是一百朵花都是一个种，开起来充其量如杜甫诗所谓“可爱深红映浅红”；二是一百朵花有一百个种，开起来就如《牡丹亭》曲所谓“姹紫嫣红开遍”。这口号本来提倡的是第二种百花齐放，而事实上我们多少年来培育的只是第一种。战争文学是一种带有普遍性、永恒性的文学，在各世代、各国、各界、各阶层都有读者。严肃如荷马史诗，通俗如岳飞、狄青、杨家将故事，都是不朽的，西方是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消长或并存的战争文学，西方是以人性、人道主义和反战为主流的战争文学，而我们的战争文学则是绝对英雄主义的。从形式上说，我们现在的战争文学只有军事传奇一种，属于艺术性偏低的通俗文学。严肃的、史诗性的大作品至今还难得一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当让一百种花都开起来，或许能从其中培植出一种“花王”来呢！

欣赏异量之美是大作家的襟抱。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李商隐的诗则是出名的深曲隐晦，白居易对李商隐倾倒备至，竟然说：“我死得为尔子足矣。”另如苏轼之企慕司空图，陆游之向往梅尧臣等都是佳例。钱钟书先生讲过，古希腊人认为狐狸多才多艺，刺猬只会一件看家本领。因此，当代有位思想家把天才分为两个类型，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属于狐狸型，但丁、易卜生、陀思妥也夫斯基等属于刺猬型，而托尔斯泰是天生的狐狸，却一心要做刺猬。人和人总是不同的。我们的战争文学作家要摆脱八股，做到言人人殊，就要能欣赏异量之美。百花齐放曾经被政治教条扼杀过，我们不能让互相攻讦再扼杀了它。让异香扑鼻、异彩纷呈、异美炫目吧！战争文学总会百花齐放的。